被誉为中华5000年文明象征的牛河梁“坛庙家”遗址群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的努鲁儿虎山谷间，是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800—5000年）的核心遗存。作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与凌家滩、良渚并列），牛河梁以其独特的“坛、庙、冢”祭祀体系与精湛的玉器工艺而著称，尤其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如玉雕龙与玉鸟（玉凤）、斜口简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人等特色极其鲜明，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起源提供了关键物证。

其实早在20世纪初红山文化玉器就被海内外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收集。但是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的玉器，则是从牛河梁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可以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就与红山文化玉器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辽宁省文物店及赤峰市、朝阳市和阜新市的文物部门从当地不断收集到一些古玉器，以后又陆续获得与这类玉器有关的几个出土地点信息。这些玉器的出土地点都在辽西地区，都有红山文化遗存伴出，这暗示这些玉器与红山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但是要确定它们属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则需要找到更为确凿的考古证据。于是寻找这类玉器更理想的出土地成为那一时期在辽西做田野考古调查的一个主要目标。而鼎鼎大名的牛河梁遗址就是在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时被发现的。

1981年初春，辽宁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在建平县开展。参加培训班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和同事得知县城西邻的富山公社马家沟村有玉器的出土线索，于是培训班一结束郭大顺等人就赶到发现现场。发现的线索是村民家里竖置在柜子上的1件作为“笔筒”使用，即后来被称为“马蹄状玉箍”或斜口筒形器的玉器。要紧的他们是找到了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是村西101国道南侧当地俗称“牛河梁”的一道山梁顶部，梁顶已辟为耕地。幸运的是，在靠路边清理出1座红山文化砌石墓，墓主头顶左侧置1件玉环。这是第一次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和出土玉器。此遗址后被编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此墓被编为一号家1号墓(N2Z1M1)。

于是从此之后牛河梁遗址的玉器便陆续被发现了。1983年秋，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在第二地点共揭露出6个石砌建筑单元，5个为积石家，1个为祭坛。其中有4个积石家与祭坛东西并列，一线铺开。位于最西部的一号家是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家。在这个家的第4号墓正式发掘出土了2件玉雕龙和斜口简形玉器。玉雕龙一大一小，对置于墓主人的胸前，斜口筒形玉器枕于头下，它们的出土层位和出土位置都十分明确。

这样，流传近一个世纪的这批玉器的年代为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遂“一锤定音”。此后在第二地点周边牛河梁各山梁梁顶又陆续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共编号16个地点，后又扩增到43个地点，有的地点的墓地冢内墓葬时有玉器随葬，尤其是上层家设有具王者地位的中心大墓，其内随葬的玉器等级甚高。于是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发表出来，考古学家孙守道先生与郭大顺合作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1984年发表），文中提出以龙形玉器等红山文化玉器为标志的辽河流域5000年文明起源的新观点。1986年，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和包括多座随葬玉器墓的第二地点积石家考古发掘简报发表。从此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一直为学术界和考古界所关注。

目前尚无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精确总数量的官方统计，但从历年来的出土报告看，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种类繁多，涵盖动物形、人物形、礼器与装饰类，展现了红山先民对自然与宇宙的深刻认知。据相关资料显示，仅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就藏有红山古玉150多件。以下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主要玉器种类：

一、动物形玉器，主要有玉龙：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如C形玉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造型简洁流畅，身体卷曲呈C字形，头部似猪首，吻部前突，双眼凸起，背部有一穿孔，可能用于佩戴或祭祀时悬挂。玉猪龙：玉猪龙身体呈团状，头部似猪，有大耳、圆眼和吻部，身体卷曲，首尾相连，背部有穿孔。它是红山文化玉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可能与当时的动物崇拜有关。玉龟：玉龟一般呈扁平状，有龟背和龟腹，有的龟背上还刻有规整的纹饰，腹部有圆窝。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龟多为雌雄一对，可能象征着长寿和祥瑞。玉鸮：玉鸮造型多为展翅欲飞或站立状，眼睛突出，身体线条简洁，具有较强的立体感，体现了红山先民对鸮这种猛禽的崇拜和敬畏。玉凤：第十六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凤，造型简洁生动，与玉人同属最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印证了“龙凤呈祥”图腾的早期雏形。

二、几何形玉器，主要有玉璧：玉璧一般为圆形，中间有孔，有的玉璧边缘较薄，中间较厚，表面光滑，制作工艺较为精细。在牛河梁遗址中，玉璧多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两侧或身体周围。玉箍形器：又称马蹄形玉器，器以青色玉料制成，截面多呈椭圆形，上口略宽，呈坡状，下口较平，有的近下口处钻有小孔，一开始认为是古人的“束发器”，后来认为是牛河梁红山先民占卜的工具。勾云形玉佩：呈长方形，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中间有勾云形纹饰，造型抽象，形制繁多，可能具有某种宗教或礼仪功能。这类大型玉器多用于高等级墓葬，以平面减地工艺雕琢，纹饰抽象神秘，或为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三、人物形玉器，主要有玉人：是中国史前罕见的写实人物玉雕，玉人造型为双手合十，玉嘴微张，目视前方，虔诚笃定，男性特征明显，双腿并拢，可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或祭祀活动有关，可能蕴含祭祀或通灵的意义，是红山文化中较为少见的玉器类型。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同墓葬和区域出土玉器数量各有不同，虽然难以确切统计出总数，但可从部分典型墓葬和相关研究大致了解以下情况：一、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墓主为一老年男性，随葬玉器7件，头部两侧各置一大型玉璧、勾云形玉器放于右胸部下压一玉箍，右腕上套一玉镯，两手各握一玉龟。二、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到目前为止，牛河梁古墓群出土玉器以此墓为最多，达二十余件，包括玉龟1件、勾云形玉器1件、玉兽面1件、玉璧10件、斜口筒形玉器1件。三、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了两件玉猪龙，一件青玉材质，一件白玉材质，都放于墓主人的胸前，头部向下，两背相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最多的玉器为斜口筒形玉器达23件。

牛河梁遗址4个地点共发掘97座幕，其中有随葬品的有48座墓，而只葬玉器的墓葬，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9.59%。牛河梁周围方圆百里范围内没有发现治玉器作坊，牛河梁玉器应该是远距离制造而运抵牛河梁，牛河梁红山玉器以岫岩玉为主要原料，而玉料产地辽宁岫岩运输距离牛河梁直线距离达350公里，可见牛河梁玉器对于红山先民而言，定然是无比珍贵。牛河梁的红山玉器治玉水平高超，远超人们的想象，根据研究考古学家发现治玉匠人采用线切割、锯片切割等先进技术，并在抛光、钻孔、纹饰雕刻上达到极高水准。例如，勾云形器背面可见长达14.6厘米的切割痕，尤其玉龟的雌雄特征刻画精细入微，更展现了高超的观察力与工艺水平。

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只葬玉器的习俗集中表现于上层积石家，又集中于上层积石家中的高等级墓葬，且下层积石家时期已出现只葬玉器的习俗。这说明，只葬玉器，是牛河梁遗址埋葬习俗的代表性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在积石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制度化的。

史前诸文化的墓葬，都以陶器和石器为主要随葬品，只有红山文化是个例外。本来红山文化已具备相当发达的制石和制陶工艺'，但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却极少有这些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陶器和石器，而只葬非实用的玉器。据研究，史前时期玉器是巫者与神沟通的工具，巫者参与玉器的设计甚至制作，反映巫者的品德信仰，从而赋予了玉器特定的价值观。这就涉及了玉与礼德的关系。在红山文化玉器最初被确认时，研究者曾依据其造型十分抽象又高度统一，以为有思维观念制约，推测为“礼的雏形”。“唯玉为葬”的观点提出后，笔者联想到王国维先生释“礼(禮)”字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其独以玉为“礼”字创字的初意，只有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之吻合这就进一步将玉和礼的起源联系起来，说明玉器确为最早的礼器。而史前时期特别是红山文化玉器对玉器质地的刻意追求，以达到通神的最佳效果，也与后世“以玉比德”有先后承袭关系。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堪为中华民族之重器，其玉人、玉凤、玉雕龙等更是稀世珍宝。红山文化以玉器闻名，其玉礼制系统不仅是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更标志着中国早期社会从氏族迈向古国阶段的重大变革。不仅如此牛河梁墓葬的等级制度通过玉器的种类、数量与组合得以清晰体现，比如最高等级墓葬如第十六地点4号墓，随葬玉人、玉凤与斜口筒形器，墓主身份或为兼具神权与王权的领袖。而中等墓葬，多随葬玉猪龙、勾云形器等，玉器造型标准化，成为信仰体系向平民普及的载体。

更重要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红山时期玉礼制的形成，红山文化首创“唯玉为葬”制度，玉器从装饰品升华为礼制符号，为以后凌家滩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琮璧钺”体系奠定了基础。

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不仅是艺术杰作，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见证，它是红山先民精神信仰的物化，玉器承载了对天地、祖先的崇拜，如玉龟象征通灵，玉龙体现宇宙观。同时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基因，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既表明红山文化既传承了兴隆洼、赵宝沟的玉雕传统，又与仰韶、良渚等文化互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模式。总之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是五千年前红山先民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胎记。从“中华第一龙”的腾跃到玉人凝望星空的姿态，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件玉器都在诉说着：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是以玉为舟，驶向永恒。